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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2007年3月23日 地 点:北京·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办公室 作为国家最高的中国画艺术机构,中国国家画院画家在学术研究、创作能力上是否代表着最高水平?国家投入资金来养着国画这种“私人的艺术”,画家领着政府工资出售自己的作品,令人堪忧的“学术八股文”以及“混乱的艺术品市场”……中国画的命脉在哪?
国家画院做什么? 张公者:那做了些什么呢? 张公者:您认为中国画是“个人化”、“私家的艺术”,那么国家为什么还要投入资金建画院来“养着私家的艺术”呢? 龙瑞:从理论、学理上来分析,中国画是从艺术精神的高度上派生出来的,其实中国古时候的学问完全就是一种人学,说白了就是怎么做人,怎么了解自我,怎样了解社会。包括对天、地的认识,对万事万物规律的认识,掌握这些规律要有德行、有仁爱之心,有人生阅历自然就有情感,会画画的人自然要画两笔,这就是文化和艺术的生态,还不单纯是文化艺术的形态。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是我杜撰出来的。之所以是“生态”,就有相对的生命力,是可以不断延伸的、滚动发展的,让每个人都完善了,社会就和谐了。过去的和谐先要从个人的修身做起,艺术也是个人修身很重要的一部分,陶冶个人的性情。中国艺术就不具备西方艺术重视逻辑、视觉和感受的这些方面。我们的理念和西方的是不同的,西方非常重视形式感、重内容、重科学,包括透视、三维空间、黄金分割比例、色彩学等等。中国的东西把所谓的学问简约化,“简”是中国艺术很大的特征,所谓大理必简,大乐必易,是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认定。古时候的中国文化有意思,远在边塞,远在蛮夷之地,远在农村,炕头的老太太也会讲“忠孝礼智信”、“富贵平安”。中国的文化一以贯之,这些东西界定了中国画基本的文化精神,甚至包括了最基本的艺术形态。现在说中国画没变化,老是一个样,过去文人画多半都在画“梅兰竹菊”,山水画都是一些程式变过来变过去,都是重内美,重简约。程式化的东西都是提炼出来,其他人都便于掌握的。中国人偏重形而上的,对形而下的东西要简单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形而上去。要把一个颜色分出三原色,三原色中还要分出辅色,还有调和色,还有灰调子,这是另外人家搞的一个领域,我们更关注的是内在所透露出的精神,精神是什么?其实中国画里更多体现出的是做人的精神,审美观、意识、审美范畴都是围绕着人,中国画必须要有意境,要从画儿的气韵、神采着手。甚至有时候说,这张画儿画得“不活”、画滞了、画死了、气息不通,这完全都是在看中医,都不是在看画了,但是这些都是人的精神范畴,都是相通的。中国画里还可以大体分一些审美范畴,比如说,这张画画得很厚、很浑、很飘逸等等。 张公者:今天的画家都在出售自己的作品。当然,从大的范畴来说,是在为人类创作艺术……而绝大多数画家是在领着政府的工资进行创作。您觉得这种状况合理吗? 龙瑞:过去这两年,我提出来要搞一些学术课题,我们不能只是单纯地搞搞创作卖一些画。 就要亲在这个地方,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核心价值,我们中国画有它的核心价值,我们应该坚定中国绘画有自己的学理,有自身完善的体系。长期套用的外来的样式、外来的艺术手段,终究不是自己的。中国画要走向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任何事物成长和发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必须要看清楚,有些东西并非我们的价值观,它在我们这里是无根的。我到外国,人家请我喝葡萄酒,在一个庄园里,老板拿二十多种葡萄酒,喝完了问我能喝出多少种味道,我说:甜一点和酸一点,他说这二十多种不一样,他都能把它给品出来,这是人家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拿我们的老白干、二锅头、五粮液、茅台,他连酱香型和醇香型都分不出来。文化是来源于生活的,来源于社会长期的形成,科技是可以套用,但是文化不可以。我们国家画院在对中国文化本源的地方相对强调要比别的地方更关注些,在展览中,在学术讨论中、创作中要把我们的观点更多地加入进去。 令人堪忧的“学术八股文” 混乱的艺术品市场 张公者:您前几年就提出中国画的“正本清源”理念,用中国自己的文化思想来阐释、来发展中国画。您是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虽说李先生也是黄宾虹、齐白石的入室弟子,在作品上具备中国传统笔墨精神与气韵,而作品在形式光影等方面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绘画理念。您目前的观点和您的导师是否存有分歧? 龙瑞:分歧谈不上。我认为可染先生艺术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定形,那段时间,大的社会文化虽然也受“西学东渐”的影响,但整个社会还是弥漫在中国文化中,中国文化在最后的这辆火车进站后停靠的瞬间,还要惯性地冲出一段距离,这在这段时间还造就出黄宾虹、齐白石,还造就出了李可染先生这一代人。在那段时间还有一大批的文化精英,不能单从绘画上看,还要从文学上看,所有的文化大家、戏剧大家、艺术大家都出现在那段时间。李先生的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在沿袭中国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又引进了表现光、表现造型,并加入空间塑造的艺术样式,整幅画画得较满。但是我认为这些都是表象的东西,可染先生作品的内涵是一种中国的人文精神。可染先生的艺术之所以很动人,之所以现在大家对可染先生的艺术还非常崇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一直用爱国的,关注国家存亡的状态作画。他在重庆金刚坡画画,老家徐州被日本人占领了,先生很悲恸。他也一直追随郭沫若先生搞抗日宣传,如果没有这些大背景,可染先生的画就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可染先生还有最重要的艺术特点,他的画沉厚、沉郁,有对中国整个河山的审视。先生就像居高临下地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来把握一个地区、区域的整体的味道,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境界”。可染先生画江南,那张《杏花春雨江南》真是一片江南,到现在为止,很多画水乡的人都只画一些像小倒影、停靠的小船这些外在的江南景象,只画了水乡的壳,没有画出水乡的魂,没画出那个韵味。我们可以从可染先生的画中读出鲁迅、瞿秋白,读出茅盾、巴金、老舍等等他们那种人文精神。我们现在的山水画没有人文精神。 张公者:李可染先生画中的“魂”是纯粹中国的。这就是李先生的高明与深邃之处,是对中、西绘画做了全面研究进行的最终取舍。龙瑞:前些天,我还对靳(尚谊)先生说,不客气地说,画油画的,我觉得现在很多成就没有突破解放前老一代的油画家。像颜文樑他们也都是留学国外,学习西法,但是他们有非常沉厚的中国学养,对中国文化有种说不清理不断的深厚的感情,包括林风眠,在手法上也借鉴西法,但是画里透着浓浓的中国味儿。我们现在的艺术缺乏这方面的理论梳理,所以在当前文化认知、文化精神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张公者:李可染先生,林风眠先生,他们的作品无疑是借鉴西方的艺术而创作并形成自己风格的,但是他们作品中最本质的东西还是中国的。我理解您提出的观点并不是反对您老师那一代人的做法,您主张的是不能用西方的方法论来阐释与发展中国画,如果这样就会毁掉中国画。那么您提出的是一种声音、一种呐喊、一种震撼? 龙瑞:当前这种环境下,我们的艺术出路在哪里,也是一个大问题。从事这份工作就要想这个问题,不能说自己不是搞理论的就不去思考,我现在着急的就是有些画家不想(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这样比较迷茫时期,应该有清醒的头脑,重新审视,对我们传统的东西、我们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再认识。走到半截儿时突然间坐下来,想一想:我从哪来的?我现在走到哪了?我要走到哪去?不要走错了路还浑浑噩噩继续走。本来要到商店打醋去,半道上碰见一个哥们儿,然后就跑去玩牌了,这就把正事儿忘了(笑)。不是说我们完全要复古,也不是反对西方的艺术,他是各有各的领域。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从本土文化上,特别是从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文化上,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拿它作为我们前进的基本坐标,如果没有这样方向,作为国家画院那就瞎抓了。 张公者:您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您觉得美院对中国画的发展做得如何? 龙瑞:中央美术学院是我的母校了,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名家也很多,在过去中国美术发展中也起着龙头作用。但近年来也一样,也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外来思潮的影响,整体的办学的思想、办学精神不像过去那样明确,在教学方面的表现不明确在于没有提倡出什么。包括很多院校现在都在忙于扩大招生,扩大招生目的是为了多收一些费用,收了费用反过来又加大投入,再修房子,修了房子再扩大招生。 张公者:美术学院作为教学教育基地,肩负着培育后继者的重任。目前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画的“正本清源”会不会产生消极作用?龙瑞:“正本清源”只是作为一个口号的提法,但是还要冷静下来,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因为本身这个“牌”已经乱了,我们要“洗”还是要费功夫的。要从理论上,从中国绘画的哲学思想上、总体的人文精神上,建构它的品评标准,这些基础研究是不可丢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提倡弘扬民族文化时,往往对民族文化断章取义,各取其用。就像我们说出国演出,得弘扬民族文化,那就挂上一个大脸谱,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浅层次的还可以,但是作为学术教育机构还是要比较缜密慎重地构建。就像《论语》的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这一句话完全包括着中国绘画的艺术形态和中国艺术的生态,这里面说的“学”不是指自然学科,是指作为人的学问,做人的学问要反复习之,“活到老,学到老”,最重要还是要“时习之”,就是反复操练,反复体味、把玩其中味道。中国画就是在这种形态里,所以说中国人的艺术不太重视作品,重视“迹”,痕迹,是人生阅历、迹象所留下来的东西。说谁是个大艺术家,他留下50部作品,那是西洋人的理论。 中国人在创作中没有创作的概念,比如说王羲之写《兰亭序》,休憩于茂林,把事记下来。比如说哪朝哪代失火了,把这东西烧掉了一半,照样有价值。一看是王羲之的字,他的笔法还在里面,这才是“迹”能体现出来的。如果说伦勃朗的画烧得剩下一半了,这价值就没什么体现了。所以要说艺术和人生的关系要从中国画里体现出来,中国艺术是人生的艺术,没有专门的艺术家。如果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画是我们民族文化最深刻最核心的代表,是最值得保护的。为什么中国画要以一个程式化的变化画,不懂中国画的人上来就问,你们画国画画了多少年,就老画那样?但是,像黄宾虹透露出来个中精神上的消息你看到了没有?!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包括太极拳、武术,太极拳各种流派,学会这套东西,相对容易,半年基本套路都会打了,打10年,一个境界,打20年又一个境界,正是因为这个才能被众多的人所接受,这是一个文化共识。现在有很多艺术家动不动就张扬我们的个性,个性很可贵,但是个性都是建立在共性的基础上的。 龙瑞:可以说目前条件比过去优越了,生活比过去幸福了,但就像有人问的,在幸福生活中是否有幸福感,我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多幸福感。我们所处这段时期,受到大的文化的撞击,我认为现在的文化处在相对漂浮阶段,哪种文化都没落实,不管多聪明的画家也是要受这个大的环境的影响。在艺术的发展上,除了要对本行的认识和修为还要关注这些(环境),关注这些东西对精神的支持。我们现在有马列主义思想,同时我们又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承,还有来势汹汹的以西方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三种影响,使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比任何一个地方的艺术家都要困难。当然也有浑浑噩噩自己画自己的,想都不想,活得也都挺好的(笑)。但是怎样选择,作为一个画人来说还是要在关注民族文化方面加大力度,目前来说,实际上还在“补课”,这些年一直在“补课”,就是说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体悟认识相去甚远。王国维、钱钟书这些老学者都是国学大师,出国的时候有的是学造船,有的是学化学,到英国转一圈把英文学会了,法国转一圈把法文学会了,顺手又把意大利文捎带学了,回来还是大国学家、古文字家,就是人家的文学修养到位了,底蕴到了。我们来说呢,总是在一种动荡的年代生长,“文革”占了十几年,都下工厂劳动了。改革开放后,西方艺术思潮涌进,我也是整天画那些东西,对夏加尔、印象派的东西也是很感兴趣,也试图在宣纸上去模拟,去营造。结果忙了半天发现白忙(笑)。为什么呢,首先那些东西有它自己的文化,第二,就连材质都不一样,要画那样的画,干脆画油画好了。那会儿还倡导过“张力的试验”,“张力”、“试验”就是想把中国画画的一看就很打眼,可是,墨太细腻,打不了眼,就加东西,加油漆,甚至抓把沙子糅进去,那一笔那么厚,抹上去了,宣纸破了,后来又补,补了又画,最后成了老太太做鞋子了,最后发现那些路走不通,而且还是通过实践转出来的。现在转眼我60岁了,既然明白是干这行的,还是要明白把这行的本质东西抓住,60岁了还是在“补课”,惨点儿。现在我的画基本上还是黄宾虹的路数,黄宾虹的艺术比较贴近中国文化的本体,他不是太注重外美,但是很注重内美。他用很多中国文化的概念来诠释笔墨,这点正是我们所缺的。那是不是我的画就永远画得像宾虹先生的面貌,这个呢,不要急,有很多人就说,跳出来,出来当然容易,下一张就可以跳出来,但是跳出来后你还有什么呢?中国其他艺术都是这样的,书法也是这样的,王羲之还学卫夫人,还学钟繇,颜真卿还要学虞世南,还要学张旭,从来也不隐讳,这是中国的文化现象,是共性的需要,也是中国艺术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