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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新闻中心 -> 正文明代“浙派”绘画艺术（下）
2008年3月19日
11点30分
来源:《艺术市场》2007年第9期
编辑:艺婷~
□ 文／刘鹏飞
（接上期）
继戴进之后“浙派”的另一员大将是吴伟（1459-1508），字士英，又字次翁，号小仙，湖北武昌人。幼时孤贫，曾流落南京，后被收养。之后，在金陵地区受到权贵的赏识，画名渐起。成化、弘治朝应召供奉宫廷，赐予“画状元”印，由此名声大振，后世也多以“画状元”称之。因不堪宫廷之限制，辞归。正德时期又应召，因饮酒死在进京路上。吴伟一生狂放不羁，不受制约，这种强烈鲜明的个性充分展现在他的绘画中。吴伟山水人物兼工，山水也主要来自于南宋马夏之法，并且深受戴进的影响，而更加的奔放，粗率。人物画的粗细分别非常明显，有从李公麟一路来的细法，也有从梁楷来的粗法，而他的粗细又反差强烈。他在人物画的创作取材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多是宗教人物故事，下层的渔夫、樵者、妓女等等。这也是由于其曲折悲惨的身世的原因，这在创作的理念和取向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也是他的绘画受到众多普通民众喜爱的原因。以他的《武陵春图》和《东方朔偷桃图》为例。前者描绘一个风尘女子的愁苦形象，线条比较柔畅，劲道暗含，将主人翁幽怨悲愁之情准确生动地传达出来。后者则是笔墨分劈，酣畅淋漓，奇逸潇洒，充分展现了东方朔仙风道骨的气质。这两幅分别是他两种风格的集中体现，正映照了吴伟人物画方面的成就。其山水画则是在戴进的基础上更加恣肆笔墨，奔放跌宕。《鱼乐图》（附图3）就是其代表作品，画面构图简略，笔墨粗率，勾皴都自然随意，更显得山川苍润花滋。树木也只粗笔勾勒树干，寥寥数比，意趣横生。
他之后的追随者则是更加的粗率，已经流于粗劣单薄，其中成就卓著的算是张路了。张路主要活动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说1464-1538年）的这段时间。他是开封人，擅长山水人物，主要还是从戴进、吴伟的风格而来，更加奔放豪迈。他的主要成就也是集中在人物画上，他的人物画显得更加粗放潇洒，而且线描不管是粗路的还是细路的都较之戴进、吴伟要劲健，但是略显单薄，没有前两者那样含蓄丰满，富含意趣。其细路的代表是《吹箫女仙图》（附图4），他描写人物衣纹的笔墨比较粗重，但是用笔很流畅，依然显得衣带飘飘，对人物的面部和景物的描写一直延续着精细的方法，虽然主人翁衣着平淡但是在其笔墨下显得超凡脱俗。而粗路的代表如《听琴图》（附图5）对人物衣纹的描绘寥寥数笔，人物形态就展现出来，这也是“浙派”人物画的典型。张路的山水画逼近于吴伟，在他的《山水人物图》（附图6）中，山势崖壁的描写就很简略草率和吴伟的《鱼乐图》非常相似。人物和船都是很简单的几笔，而形神兼备。
从这三人的笔墨看“浙派”画风，延续了南宋院体的刚健风气，而更加的奔放豪迈，笔墨件具有刀劈斧斫之气质。总结其风格特点是，“纸上饶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但是平心而论，虽然他们将南宋院体画更加生动和多彩化，摒弃了规整严谨的限制，开创了鲜活豪迈的风格，奔放不羁，但是也正是因此，也使得他们的创作越来越粗率，渐渐地失去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实在是让人遗憾。但是总体说来，“浙派”的画家们在所处的时代开创了中国画发展的新道路，其艺术精华还是举世瞩目的，足以流传百世。
三、“浙派”的延续和鉴藏概况
上面我们也约略谈到了“浙派”之后的发展情况，这里我们具体地介绍一下。戴进一脉的传人据画史上载录的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方钱、夏芷、钟钦礼、夏葵数人。他们也仅仅是能够传承戴进的风貌，没能有所突破，所以传世的作品不多，影响并不大。至于吴伟、张路一脉人丁较盛，在吴、张之后有蒋嵩、汪肇、郑文林、史文、王景霁、王懋榆、刁锐、李著、吕本、马稷、马云逵、陆经等人。其中蒋嵩、汪肇影响较大，成就也较明显，但是也没能在吴张之上有所改善，依然延续着老路子，很多的作品趋于粗俗，所以在明代中后期被逐渐兴盛起来的“吴门画派”代替了，成为画坛末流。谢稚柳先生“浙派”的兴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一风格（浙派），在当时的作者，都奉为典范，而风气所开，流入于狂怪而油滑的境界，形成了格调卑下与公式化，是南宋画派的末流了。”（《谢稚柳谈艺录 类型与流派》一文，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浙派”的绘画与南宋院体画的渊源使得他们有些作品在后世常常被充作南宋马夏的作品，如吴伟的《洗兵图》就曾经被误认为是李公麟的作品，类似的很多。其实“浙派”的作品和南宋院画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从笔墨上来说南宋院画要工整严谨，意蕴淳厚，而“浙派”的要显得简率粗狂，没有宫廷绘画的气质。另一方面就是所用的材质有很大的不同，宋绢精细缜密，而明代的浙绢则要粗得多，而且比较稀薄。“浙派”名家的作品后世都有仿制，但是大多数都是仿制戴、吴、张三人。民间的仿制比较低劣，笔墨粗率不堪，人物刻画呆板，尤其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远远不够。比较近似的是“浙派”传人的仿制，虽然气格、面貌极为相似，但是用笔的细微处很难逼真。如仿戴进的《关山风雪图》就画法而言非常相近，但是细究笔墨启用笔少显尖峭，没有戴进的含蓄之意，还有做作之嫌。大体如是。
目前明初“浙派”的作品市场上流通并不多见，戴进近几年有十来件藏品在市场上亮相，吴伟有将近二十件作品，张路也有将近二十件的作品，蒋嵩有四件，汪肇有两件，更多的则是鱼龙混杂，多不是真迹，作为收藏投资要谨慎。就目前成交的价位看都不算太高，一则是作品传世较少，再则市场认可度还不够。在将来，随着人们对“浙派”绘画认识的深入，还会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画家群体。
责任编辑：天羽
（接上期）
继戴进之后“浙派”的另一员大将是吴伟（1459-1508），字士英，又字次翁，号小仙，湖北武昌人。幼时孤贫，曾流落南京，后被收养。之后，在金陵地区受到权贵的赏识，画名渐起。成化、弘治朝应召供奉宫廷，赐予“画状元”印，由此名声大振，后世也多以“画状元”称之。因不堪宫廷之限制，辞归。正德时期又应召，因饮酒死在进京路上。吴伟一生狂放不羁，不受制约，这种强烈鲜明的个性充分展现在他的绘画中。吴伟山水人物兼工，山水也主要来自于南宋马夏之法，并且深受戴进的影响，而更加的奔放，粗率。人物画的粗细分别非常明显，有从李公麟一路来的细法，也有从梁楷来的粗法，而他的粗细又反差强烈。他在人物画的创作取材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多是宗教人物故事，下层的渔夫、樵者、妓女等等。这也是由于其曲折悲惨的身世的原因，这在创作的理念和取向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也是他的绘画受到众多普通民众喜爱的原因。以他的《武陵春图》和《东方朔偷桃图》为例。前者描绘一个风尘女子的愁苦形象，线条比较柔畅，劲道暗含，将主人翁幽怨悲愁之情准确生动地传达出来。后者则是笔墨分劈，酣畅淋漓，奇逸潇洒，充分展现了东方朔仙风道骨的气质。这两幅分别是他两种风格的集中体现，正映照了吴伟人物画方面的成就。其山水画则是在戴进的基础上更加恣肆笔墨，奔放跌宕。《鱼乐图》（附图3）就是其代表作品，画面构图简略，笔墨粗率，勾皴都自然随意，更显得山川苍润花滋。树木也只粗笔勾勒树干，寥寥数比，意趣横生。
他之后的追随者则是更加的粗率，已经流于粗劣单薄，其中成就卓著的算是张路了。张路主要活动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说1464-1538年）的这段时间。他是开封人，擅长山水人物，主要还是从戴进、吴伟的风格而来，更加奔放豪迈。他的主要成就也是集中在人物画上，他的人物画显得更加粗放潇洒，而且线描不管是粗路的还是细路的都较之戴进、吴伟要劲健，但是略显单薄，没有前两者那样含蓄丰满，富含意趣。其细路的代表是《吹箫女仙图》（附图4），他描写人物衣纹的笔墨比较粗重，但是用笔很流畅，依然显得衣带飘飘，对人物的面部和景物的描写一直延续着精细的方法，虽然主人翁衣着平淡但是在其笔墨下显得超凡脱俗。而粗路的代表如《听琴图》（附图5）对人物衣纹的描绘寥寥数笔，人物形态就展现出来，这也是“浙派”人物画的典型。张路的山水画逼近于吴伟，在他的《山水人物图》（附图6）中，山势崖壁的描写就很简略草率和吴伟的《鱼乐图》非常相似。人物和船都是很简单的几笔，而形神兼备。
从这三人的笔墨看“浙派”画风，延续了南宋院体的刚健风气，而更加的奔放豪迈，笔墨件具有刀劈斧斫之气质。总结其风格特点是，“纸上饶有铿锵意，笔端颇含斧斫声”。但是平心而论，虽然他们将南宋院体画更加生动和多彩化，摒弃了规整严谨的限制，开创了鲜活豪迈的风格，奔放不羁，但是也正是因此，也使得他们的创作越来越粗率，渐渐地失去了中国画的笔墨意趣，实在是让人遗憾。但是总体说来，“浙派”的画家们在所处的时代开创了中国画发展的新道路，其艺术精华还是举世瞩目的，足以流传百世。
三、“浙派”的延续和鉴藏概况
上面我们也约略谈到了“浙派”之后的发展情况，这里我们具体地介绍一下。戴进一脉的传人据画史上载录的有：其子戴泉，婿王世祥、方钱、夏芷、钟钦礼、夏葵数人。他们也仅仅是能够传承戴进的风貌，没能有所突破，所以传世的作品不多，影响并不大。至于吴伟、张路一脉人丁较盛，在吴、张之后有蒋嵩、汪肇、郑文林、史文、王景霁、王懋榆、刁锐、李著、吕本、马稷、马云逵、陆经等人。其中蒋嵩、汪肇影响较大，成就也较明显，但是也没能在吴张之上有所改善，依然延续着老路子，很多的作品趋于粗俗，所以在明代中后期被逐渐兴盛起来的“吴门画派”代替了，成为画坛末流。谢稚柳先生“浙派”的兴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这一风格（浙派），在当时的作者，都奉为典范，而风气所开，流入于狂怪而油滑的境界，形成了格调卑下与公式化，是南宋画派的末流了。”（《谢稚柳谈艺录 类型与流派》一文，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浙派”的绘画与南宋院体画的渊源使得他们有些作品在后世常常被充作南宋马夏的作品，如吴伟的《洗兵图》就曾经被误认为是李公麟的作品，类似的很多。其实“浙派”的作品和南宋院画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从笔墨上来说南宋院画要工整严谨，意蕴淳厚，而“浙派”的要显得简率粗狂，没有宫廷绘画的气质。另一方面就是所用的材质有很大的不同，宋绢精细缜密，而明代的浙绢则要粗得多，而且比较稀薄。“浙派”名家的作品后世都有仿制，但是大多数都是仿制戴、吴、张三人。民间的仿制比较低劣，笔墨粗率不堪，人物刻画呆板，尤其是驾驭笔墨的能力远远不够。比较近似的是“浙派”传人的仿制，虽然气格、面貌极为相似，但是用笔的细微处很难逼真。如仿戴进的《关山风雪图》就画法而言非常相近，但是细究笔墨启用笔少显尖峭，没有戴进的含蓄之意，还有做作之嫌。大体如是。
目前明初“浙派”的作品市场上流通并不多见，戴进近几年有十来件藏品在市场上亮相，吴伟有将近二十件作品，张路也有将近二十件的作品，蒋嵩有四件，汪肇有两件，更多的则是鱼龙混杂，多不是真迹，作为收藏投资要谨慎。就目前成交的价位看都不算太高，一则是作品传世较少，再则市场认可度还不够。在将来，随着人们对“浙派”绘画认识的深入，还会有很大的潜力，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画家群体。
责任编辑：天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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